前不久，美國媒體報道了這樣一件事：28歲的男子馬修做出一個決定，他願意為一個完全陌生的腎病患者捐出自己的一個腎。馬修的條件是，接受者的家人也願意以同樣的條件。為另一個陌生的腎病患者捐出一個腎。醫生們通過美週全國範圍的搜尋，為馬修找到了一個合適的受贈者。
受贈者巴巴拉是亞利桑那州的一位女士。她的母親和祖母都在五十多歲的時候，因腎臟疾病去世，她自己電從小就有腎病。她的丈夫羅納德願意為她捐腎，但他不是合適的捐贈者。巴巴拉意外地得到了合適的腎臟，羅納德很願意為另外一個陌生患者捐出自己的一個腎。他對記者說：“巴巴拉有了這個腎，我們終於可以白頭偕老，我們可以一起看著孫兒們長大。這真是一件神奇的禮物。”
接受羅納德腎捐贈的是安琪。安琪32歲，多年來靠透析存活，每星期都得在血液透析機上度過數個小時。羅納德的禮物，讓她激動得說不出話來。安琪的母親含著眼淚對記者說：“今天是安琪新人生的第一天。”為此，她要為一個陌生人捐獻自己的腎臟。和捐腎給她女兒的羅納德一樣，安琪的母親成了捐腎禮物鏈上的一環。美國人體器官匹配聯合會主任邁克•裏茲從這個禮物之鏈上看到了器官捐贈的嶄新前景。他說：“美國未來將不會有所謂‘願意但不匹配’的捐贈者。只要你願意，我們一定可以實現器官移植。”
在這個生命禮物的捐贈之鏈中，開始的啟動者馬修是一個完全無私的利他者，他的捐贈是不需要回報的。他的捐贈行為，證明瞭康得關於利他心是一種理智慧力而非單純“同情”或“惻隱之心”的論斷。馬修並不知道誰將是接受自己腎捐贈的患者，他的捐贈並非出於幫助具體對象的感情衝動。我們知道，人即使有了同情心，也不一定會付諸實施。而沒有同情心作為原動力的道德理性，反而會讓人有深思熟慮的道德行為。
馬修的捐贈是無私的利他行為。一旦從此啟動利他的禮物之鏈，其餘的每個環節，接力者不必出於完全利他的動機。可以說，羅納德和安琪的母親，實際上都是因為自己親人的緣故而捐出自己器官的。他們的捐贈因此包含了某種功利的目的。但是，這並不降低他們行為的利他價值。在現實社會中，人們可以形成一種並非完全無私的利他關係。
這種利他關係是一種潛在的社會契約。獻血可以說是這種關係的一個典型例子：今天我獻血，我並不知道我的血會救誰的命，我也不指望在我需要用血的時候，那個受血者會為我獻血。但我相信，由於我和別人生活在一個需要有人幫助的潛在契約關係中，我需要用血時，一定會有其他人為我輸血。這種潛在的社會契約，為許多利他行為提供了一種並非完全無私的選擇。
這種狀態一旦遭到大規模破壞。就會開啟一種性質相反的惡性迴圈。在一個利他行為潛在契約有效的社會裏，我看見一個人從白行車上摔下來，前去關心，有需要還會送他去醫院。我這麼做，並不一定是因為我特高尚、特道德，而是因為我的潛意識會讓我自然地將心比心，告訴我自己，如果摔的是我，別人也會這麼做。在一個人際潛在契約遭到嚴重破壞的社會裏，別人摔了，我會袖手旁觀，我的理由是，好人做不得。不要說以後我自己摔了。別人不會管我，就是眼前，我幫他。說不定給訛上了，馬上就有麻煩。
潛在的社會契約實際上涉及了利他行為和社會正義的關係。一個社會越正義，在彼此需要幫助時潛在契約越有效，社會中的人就越會有利他行為。反過來說也是一樣。社會中越多的人有助人為樂的利他行為，潛在的社會契約就越有效，也就越具備鼓勵其他人助人為樂的整體正義環境。我們的社會有待建立的，正是這樣一種良性迴圈的社會契約。
本文摘自：《新京報》2007年8月25日
原文作者：徐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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